摘要：维持社会诚信机制运行，只需要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投入不多的物质性资源。 ...

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及古风犹存的现代农村或边远地区，社会关系以及人的社区生活主要还是靠传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来维系。

其中，社会治理方面的信用信息超过总分值的一半，包括城市管理、制假售假、传销欺诈、计划生育、邪教活动、家庭道德、社会秩序、偷盗财物、交通违法、行贿受贿、诬告诽谤等方面。没有法治，自治将无从谈起。

失信信息当然会对信息主体的福利带来一定的影响，至于其影响究竟有多大，关键在于运用者如何判断。五保户也是以户为单位，即使五保户往往只是鳏寡孤独的个人。德治强调道德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重视道德规范的作用，通过道德教化约束人们的行为。基层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通过利益关联来制约民众，以完成治理目标。行政管理是基层治理中使用最多的治理方式，但也受到一些限制。

另一方面契合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治理的现实需要，而不仅仅着眼于经济交易和金融活动的信用需要。2013年，浙江省桐乡市面对大量社会事务难题，在基层治理中主推德治法治和自治创新，并很快发现，自治、法治、德治相辅相成，很难单独开展，需要三治融合。在数字法学研究中，新兴领域跻身司法视野本就能激发研究者的兴趣，具备相关数字特征的司法案例成为法学学者切入该新兴领域的窗口。

与此同时，数字法学终究落脚于法学，法学院系才是承担数字法学建设的最终责任主体。实践证明数字技术虽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通用性，但是其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却不如在金融、医疗、交通等其他领域那么顺畅。其四，数字实践活动的新动态。数字技术作为学术工具被引入，并不改变其量化研究的基本范式，而正是因为有了前期跨学科方法讨论所作的铺垫，才使得从数据中挖掘规律、经验式的研究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接受。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专篇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并就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及数字生态的打造与建设做专章规划。从国内法学学术史来看，较早研究的范式是比较法式的，以引荐两大法系的制度以及理论为主，后来逐渐强调针对解决中国司法问题的法教义学研究，同时兴起了法律实证研究等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当前形成了以规范研究为主、多种研究方法并存的学术格局。

一方面吸引了计算机科学的研发团队在法治领域的持续投入。当前国内各高校大多以课题、项目为抓手吸纳跨学科人员推进交叉学科研究，尚未将类似数字法学的交叉平台构建成实体组织，相比于一起办公，更有效的做法是一起做事，以问题为中心组织与协调研究团队。以上难点多汇集于法律语言的模糊性、多义性与复杂性，法律人应当先向前迈一步，主动帮助实现与数字技术专家间的互通互信。旨在从数据的分析中获得知识，以更好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之所以仍有必要提出数字法学，主要基于以下思考：首先，契合中国话语的顶层设计。未来司法案件的数字化、机器的智能辅助等方面还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数字技术这一概念不仅能够代表当下主流技术，还给未来新兴技术发展预留了空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应当为数据的生产与流通提供法治保障。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正高速趋向更多资源以更快速度接入网络、更多机器在更多场景实现落地，但均未脱离万物可测量、万物可连接、万物可计算的数字技术的基本内涵。将人、流程、数据和事物结合一起使得网络连接变得更加相关、更有价值，其中又包括人对机器、机器对机器、人对人两两之间的相连接。

4.落脚到规律和预测 数据建模驱动方法的成果，体现在输出对过去规律的总结和对未来可能的预测上，两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内容，假如数据模型没有学习到历史经验也就不可能对未来有较好的预测。组织隶属上，法学在高等院校的内部大类划分中一般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其次是认识法学背景学者参与合作的优势。模型设计的起点如未能准确定义业务的需要，则工作的效能和创新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吸引了市场力量的社会参与，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参与热情。也正因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学学者参与到数字法学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中来。探讨数字法学人才的文理性，是在法律知识与技术素养之间追问数字法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学好如何解释法条和分析案件，还是要兼习如何编程和处理数据？笔者认为，数字法学的基本定位在于深度融合技术知识与法学知识、全面整合跨文理学科人员，那么培养的数字法学生应当在法科生的基础上，具备基本的数字思维、需要掌握基础的计算编程能力，能够进行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调用。再次，法治实践的方式具有提升效能的需求。

（1）数字是经济层面的生产要素之一。数字法学的平台研究动力正是建构于传统商业模式下的法律体系面临失灵危机，相关研究还关注到了平台背后是政府与市场关于权力的重构，以及在个体私权和产业发展、公平和效率等多方之间的博弈和取舍。

其四，财政经费的投入，吸引到多方力量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兴趣。多学科合作在此展现了互补性，和算法专家强调采用统计学、数学方法调优模型对比，法律专家则强调并擅长从业务场景还原人是如何做出该决定的、考虑了哪些因素、经过了哪些步骤，而这些经验知识即为业务驱动一词之意。

依托跨学科平台培养社会通用型精英人才的可行性。数字法学，属于数字中国的下位概念，与数字经济呈并列关系。

在数字法学领域开展规范研究，较多的研究采取立法论作为规范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所难免的。2.以特征标注为起点 数据建模驱动的方法，在议题设置中合理定义模型的输出后，接着需要考虑所关心的输出和事物的哪些特征有相关性，以及如何获得这些相关特征的数据。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信息技术客观上带来了剧烈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变革，制度规范难免具有滞后性。一类研究关注单纯的线上服务，如智能投资顾问系统的责任承担主体问题，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确定问题等。

数字法学处于计算机科学和法学的交叉地带，前者是具有明显实践导向的工科学科，根据前述基本范畴，主要针对解决法治和工程实践的需要展开研究。数字法学既然围绕规范作业，无外乎两类研究成果。

技术人员虽然擅长算法优化，但对于从具体的法律场景中提取哪些数据、如何甄别与实现人工的一定数量标注等事务，显然需要法学学者提供底层数据获取的支持，借助法律知识实现标签体系构造的协助，具体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投入一定数量的法律人士进行标注等。如前所述，万物可测量、万物可连接、万物可计算是数字化思维的基本内涵，毋庸讳言此为传统法律人较为陌生的思想。

上述成果代表了数字立法出台为驱动的研究，主要贡献在于解释、评价和完善相关规范。数字法学的主要方法可二分为围绕规范展开和数据建模驱动，前者通过解释或重构法律规范取得成果，后者主要以定义任务设计模型满足需求。

基于前述工作流程，法学研究者的参与至少能够为模型设计工作提供三点支持与便利。总体上，围绕规范的方法，与前数字时代研究设置议题的方式基本相近，都是以法律如何实现规制、如何变革压力为出发点来提出问题、设计方案。面向实务培养并设计融合数字技术的课程体系的可行性。结语：迈向数字法治 人类社会步入数字智能时代的趋势已然十分明朗，数字革命带来新的社会秩序挑战，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都面临再阐释甚至是重构。

笔者认为应当由法学研究者积极、主动承担对接任务。鉴于此，本文提出数字法学这一概念，是基于当下可见的理论和实践摸索，尝试在类型学方法下展开理论梳理，一方面初步提炼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所共通的思维方法，另一方面为今后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在数据层面，数字法学所做出的贡献在于实现法律语料的结构化处理，使其真正转化为有价值的要素资源。与以往发展科技法学、卫生法学等新兴法学领域所面临的社会形态变化不同，数字法学正处于根本性的社会形态变革之中，法学知识有可能获得全面、彻底而不是局部、浅层的更新。

数字法学的快速发展，需要借力于跨学科学者参与的积极性，但如何协调跨专业间合作，如何融通彼此专业思维差异等仍是难题。于主体层面，鉴于法学与技术文理相结合的学科特点，当前的关键是能否将技术背景人员与法学背景人员整合并深度合作，将来的趋势是培养交叉复合型数字法学人才。